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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洋博士”张竞生来到潮州金山中学，不久就被某些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

1921年2月，这位潮汕第一博士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移风易俗提倡男女同校，遂得罪了地方豪强；

他在当地报纸上撰文提倡避孕节育，被某些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种种矛盾也愈益激化。

潮客籍之间的宿怨亦日益尖锐。

这一切，使他不得不败走金中。

正当迷惘和彷徨的阴云笼罩心头挥之不去的时候，张竞生收到北大校长室谭熙鸿打来的加急电报，称受校长蔡元培委托，嘱他火速赴京。

张竞生在人生的低谷之际，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而这正是影响他此后整个人生路向的极大转机。

张竞生在汕头做短暂停留之后，立即奔赴京城。

北大是个大舞台，是中国文化的中枢。

张竞生进入了这个大舞台，在这舞台上他虽非大红大紫的大角色，但他个性张扬，自然就独树一帜。

1921年10月中，张竞生万里跋涉之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受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当时北大在蔡元培治下气象一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教授到校任教，名家荟萃，极一时之盛。

然而，纵是在如此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张竞生仍堪称异类。

北大乃全国最高学府，张竞生初登讲台，当然不敢怠慢。

为了一炮打响把课备好，他特地租了一个安静的住所，闭门谢客，苦战半个月，潜心编写讲义。

他编写出了《普遍的逻辑》，而这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样，成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

在北大教授中，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

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亦相仿，因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

胡适二十六岁成为北大教授、风头最健。

1922年4月19日，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先驱桑格夫人，应邀到北大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

为了配合这次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发布校长启事并主持讲座，安排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

桑格夫人是国际节制生育运动的领袖。

此次来华巡回演讲，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节制生育的实践。

张竞生是提倡计划生育的急先锋，但他的节制生育的学说及主张几乎毫无反响。

这次桑格夫人的演讲居然使听讲的人“满坑满谷”，甚至都要把窗户和桌子挤坏了，盛况空前。

张竞生也由此颇感振奋。

此后，桑格夫人又在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

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理论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逐步付诸实践了。

这当然也是张竞生所乐见的。

他每天总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不断地向前跳动着，积极参与着校内外的各种活动。

那时的北大极是热闹，各式活动应接不暇；

但大学毕竟首先还应该是个做学问的地方。

张竞生也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著书。

然而，他想远离时髦，时髦还是找上门来。

1923年1月16日《晨报》上的一则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妾，沈厚培有妇无妇》把他卷人了舆论的热潮之中。

谭仲逵就是他的好朋友谭熙鸿。

对此，张竞生在4月29日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公开为陈淑君(谭的妻妹，在姐姐陈纬君去世后嫁给了谭)辩护，并提出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这爱情四定则理论一经刊出，舆论大哗，争论暴起。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是对封建意识和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也是对妇女解放思想和崇尚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

这场“爱情定则”的大讨论在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后虽偃旗息鼓，但这个论辩平台却无意间为两段姻缘敲响了开场锣鼓：

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

1923年5月25日，许广平以“维心投稿”的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基本否定了张竞生的定则。

有意思的是，关注此次讨论多时的鲁迅一开始并不打算卷入这个旋涡里，他乐意当一个观潮派，但后来还是按捺不住给主持讨论的编辑孙伏园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上。

鲁迅并未直接回应此次讨论，但对张竞生的定则，基本上还是赞同的。

三个半月后的1923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相识了。

1926年10月，已陷入热恋的鲁迅和许广平仍不忘张竞生当年的定则。

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说：

“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

鲁迅则回信说：

“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

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鲁迅与许广平因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至此已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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